作家王树增的力作《解放战争》,以其宽广而又独特的视角和鲜见的历史史料,详细记述了解放战争的起因、发展和胜败结局的全过程,读后令人震撼,也受益匪浅。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杆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读了这本书,对这句名言的理解更加深刻。可以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枪杆子”这一物质武器的胜利,也是善于运用“笔杆子”这一精神武器的胜利；既是“硬实力”的比拼,也是“软实力”的较量。解放战争之初,国共双方“硬实力”的强弱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共产党靠“软实力”弥补不足,并很快促进了双方综合实力的逆转。结合实际工作和书中内容,从运用“笔杆子”的角度,谈两点体会。

　　体会之一:注重运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全党,坚定政治信念和必胜信心,是我党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注重思想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仅《毛泽东选集》1-4卷就收录了160篇。即便是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也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在低潮时看到前途,在挫折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不断增强政治信念,不断增强革命斗志。1948年8月,解放战争胜败分晓初见,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讲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正是蒋介石所说的这个“只不过”,道出了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根本法宝。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中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武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学习革命理论认清前进方向。一直以来,我们党坚持用革命理论教育全党,先后解决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抗日战争是亡国还是速胜”等事关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到解放战争,通过召开党的七大,开展“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等,使全党认清中国革命过去从哪里来、现在该怎么干、将来向何处去,明白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才是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光明前途,进而把党心军心凝聚成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通过运用革命理论调动战争力量。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教育全党,认清革命的对象和主要依靠力量,牢固确立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观点,一言一行做到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与支持,从根本上开启了“乡村革命的原动力”(美国记者西墨·托平语),形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冀鲁豫4个地区共有543万支前民工,抱着“毁家支前”的决心,推着独轮车、抬着担架,绵延在无数条通往战场的大小路上。相反,国民党则失道寡助,必然走向失败。

　　三是通过践行革命理论实现崇高理想。全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觉践行党的理论和宗旨,为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上至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下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迸发出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争爆发不久,面对华东和华中大片解放区变为敌后游击区的严酷斗争形势,陈毅给自己准备了三条路:胜利回去开庆功会,打败仗就开斗争会,死了就开追悼会。淮海战场上刘邓大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战场的腹地,邓小平提出准备和中原野战军的全体官兵一起“烧蒲草”的口号。为人民打仗、为新中国的早日诞生,王克勤、董存瑞等奋勇杀敌人、舍身炸碉堡,众多英雄人物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惜牺牲生命。

　　上述几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立党立国的灵魂和根本。面对社会意识日益多元、多样、多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强和一些党员干部理想偏移、信仰迷失的现实,必须坚持不懈用无数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事迹进行爱国爱党教育,必须坚持不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坚持不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民心、激发动力,像当年解放战争一样,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众志成城,摧枯拉朽,在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体会之二:注重开展针对性强的舆论宣传,凝聚民心、瓦解敌人,是我党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

　　“笔杆子”的优势集中表现在舆论宣传。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善于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舆论宣传方针和策略,卓有成效地开展舆论宣传战,有力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和倒行逆施,广泛团结和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为彻底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这本书里,我党善用舆论宣传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结合战争进程确立宣传任务和口号。战前,在决定“战”与“和”的问题上,公开发表《论联合政府》,在重庆印发3万册,向国内外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将用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主张。当战争进入到战略进攻阶段,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并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的形式昭示解放区和国统区。当战略决战进入尾声时,国民党又祭出“和平谈判”的大旗,毛泽东同志及时发表新年献辞,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时,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等等。这些既是战争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也是我们党舆论宣传的任务和号角。每个阶段和各个重要节点,都提出明确响亮、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极具针对性、有效性。

　　二是善于针对主要对手的心理特点开展舆论攻心战。在政治斗争上,为了挫败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图谋,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提出一系列民主建国的政策主张,广泛接洽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邀请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访问延安,利用报纸电台刊载新闻、发表社论,宣传我党的主张；同时,运用军事斗争赢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最后迫使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1947年6月,针对国民党发出“戡乱总动员”,新华社发表《总动员与总崩溃》的社论,鞭辟入里地剖析国民党一意孤行地将内战进行到底的反动本质,以正国内外视听。在军事斗争上,针对傅作义要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毛泽东连续撰写广播稿,有意把傅作义“偷袭”大军的番号、将领的姓名和行动日期等说得一清二楚,而且特别告诉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危险是北平空虚了,使国民党军心惊胆战,不得不取消这次行动。在经济斗争上,针对国民党忙于内战、罔顾民众死活的实际,在新老解放区,提出“保田保家”的口号,通过建立地方党组织、政权机构和派出工作团等,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纲领和土地改革总政策,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让劳苦大众明白“打倒蒋介石有饭吃”、“跟着共产党干有福享”,从而踊跃支前参战。

　　三是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加强战地宣传鼓动和政治瓦解工作。在党和军队内,加强形势政策宣传教育,下发政治动员令,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使命任务凝聚党心军心。在一线开展现场鼓动、杀敌创模、火线立功、战地演出、宣扬典型等活动,激发战斗士气。对作战前线的国民党官兵,善于抓住“为什么打仗、为谁卖命”的根本问题,综合利用送发劝降书、广播喊话、散发传单、政治策反等手段开展舆论宣传攻势,动摇和瓦解其军心士气,使之精神崩溃,战斗力衰减,甚至不战自降。淮海战役期间,我军团包围了国民党杜聿明、黄维集团几十万军队。毛泽东亲自起草、修改广播词、劝降书5篇,通过广播敦促他们投降。在我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威慑面前,敌军士气低落,投诚起义者不计其数,最后全军覆没。

　　以上几个方面的事例说明,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作,既能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开启人民战争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也使国民党军心不稳、兵心不固、民心不归,最终导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崩溃。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和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呈现出思想意识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热点问题高发化和社会舆情网络化。我省率先探索科学发展新路,加上特殊的省情,问题暴露得更早更突出。如何针对社情民情舆情的新特点,不断创新方法手段,使舆论宣传工作真正成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扩音器,各种文化思潮的整流器,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的减震器,激发干群智慧力量的加速器,这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现阶段面临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注:标题为编者所加)